比鲁尼的《印度志》约成书于1030年，一半篇幅写印度天文学与占星术，材料取自他与潘迪特一起研读的梵文典籍

比鲁尼写印度的这部书约在1030年完成，阿拉伯文名为 Kitab tahqiq ma li-l-Hind，大意是对印度所有之物的考察，不论理性接受还是拒绝。全书八十章，用E. C. 萨乌（Sachau）1888年英译本的书名来说，涵盖了“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地理、纪年、天文学、风俗、法律与占星术”。这个译本把作者的名字拼作 Alberuni。

为《科学传记词典》撰写比鲁尼词条的E. S. 肯尼迪（Kennedy）估计，这部书约有700对开页，是他篇幅已知的著作中最大的一部。诺埃米·韦尔东（Noémie Verdon）和矢野道雄（Michio Yano）2020年发表了该书第十四章的新英译本，他们说全书有一半谈的是天文学和占星术。在他们看来，这部分材料对研究印度科学史的人极为珍贵，因为它让人了解到一些在梵文文献中已经散佚或不为人知的印度典籍和作者。

一位花剌子模学者，最后到了加兹尼

比鲁尼973年生于花剌子模，那是咸海以南的地区。在转向印度之前，他已经是颇有地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017年，加兹尼的苏丹马哈茂德攻占花剌子模，比鲁尼是被带往加兹尼的人之一，萨乌在序言中这样写。肯尼迪把他对梵文的兴趣与这次迁移联系起来。到1010年，马哈茂德的军队已经占领木尔坦和巴廷达，1026年又劫掠到索姆纳特。按肯尼迪的说法，这位学者自己的足迹只限于旁遮普和克什米尔边境，他几次访问的年份也没有留下记载。书中出现了十一座印度城镇，其纬度是比鲁尼说自己亲自测得的。

对这些战事，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看法。《印度志》说马哈茂德毁掉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印度教徒被驱散得“像尘埃中的原子”，这是萨乌译本的措辞。萨乌认为，书中提到苏丹时语气冷淡，说明比鲁尼并未得到他的恩宠。这位编者还判断，这部书写成时马哈茂德才去世几周，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争夺王位，所以书里没有献辞，肯尼迪和麦克图特（MacTutor）也持这一看法。他对战争年月里这项工作的评价是：在战火之中，“一座安静、公正的研究魔岛”。

潘迪特、翻译，以及他有多少梵文功底

在他的《瑜伽经》阿拉伯文译本中，比鲁尼说自己曾“继续翻译算术家和天文学家用印度语言写的书”，然后才转向智慧类的书，这是派因斯（Pines）和格尔布卢姆（Gelblum）译本的说法。据肯尼迪说，他的梵文程度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借助潘迪特，他能把几部印度科学著作译成阿拉伯文，也能反方向翻译。

学者们对他的梵文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看法不一。萨乌说，比鲁尼试图用“他设法学到的那点梵文”来核对潘迪特的说法，并认为当时要把这门语言学得完全准确几乎不可能。在韦尔东和矢野道雄看来，他不是梵文学家，不过他对印度典籍、作者和概念所做的许多认定，至今仍然成立。书的第一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明了其中的困难：词汇量极其庞大，有口语和古典语两种形式，有阿拉伯字母写不出来的辅音，有粗心的抄写者，科学著作又是用格律写成、供人背诵的。

他的几种翻译有文献可查。《历表之额》（Ghurrat al-zijat）是他对梵文手册《卡拉那提拉卡》（Karanatilaka）的阿拉伯文译本，作者是瓦拉纳西的维贾亚南丁（Vijayanandin）；所谓卡拉那，是一种推算天体位置和日月食的简明规则手册。肯尼迪说，梵文原本已经失传，但译本的一份手稿保存在艾哈迈达巴德的一家图书馆里，比鲁尼自己声明，除了加上把沙迦历日期换算过来的算例，他什么都没有改动。韦尔东和矢野道雄报告说，N. A. 巴洛奇（Baloch）1973年对它做了校订和翻译。第二种有文献可查的译本，是伐罗诃密希罗两部星占书中较短的那一部；第三种是对普利萨（Pulisa）和婆罗摩笈多两部著作的翻译，他写作时仍未完成。

在萨乌看来，方法和覆盖面同样重要。比鲁尼回到梵文原始材料，在可能的地方向潘迪特核对，作出新的翻译，并通过计算检验印度天文学家给出的数据，萨乌称之为比早期巴格达译者更进一步的科学复兴。

五部悉檀多，出自一位外来者的清单

悉檀多（siddhanta）是系统论述数理天文学的完整论著。在第十四章中，据韦尔东和矢野道雄的译文，比鲁尼列出五部：据说是拉塔（Lata）所作的《苏利亚悉檀多》（Surya）；毗湿奴旃陀罗（Vishnuchandra）所作的《极裕悉檀多》（Vasishtha）；《普利萨悉檀多》（Pulisa）；斯里舍那（Srishena）所作的《罗马迦悉檀多》（Romaka）；以及比拉马拉（Bhillamala）人、吉什努（Jishnu）之子婆罗摩笈多所作的《梵明悉檀多》（Brahma），他把比拉马拉这座城镇置于木尔坦和安希尔瓦拉之间。他说，这五部都以一部更古老的书《祖父悉檀多》（Paitamaha）为基础。依他的说法，普利萨得名于一位希腊人，来自他认为是亚历山大的一座城市，罗马迦则来自罗马帝国。韦尔东和矢野道雄指出，不止一座城市叫亚历山大。

他接着说，伐罗诃密希罗的《五大悉檀多》（Pancha-siddhantika）名不副实：它并不比那五部更好，这个名字只是把它们数了一遍。本站的伐罗诃密希罗一文讲的就是这部书。五部之中，他手头只有两部的抄本，即普利萨的和婆罗摩笈多的，他还列出了婆罗摩笈多这部著作的二十四个章名。韦尔东和矢野道雄把它与二十世纪出版的《婆罗摩笈多悉檀多》（Brahmasphutasiddhanta）梵文校订本作了比较，结果显示他所见的文本编排不同：讲天地形状的一章排在最前面，而在印刷出版的梵文本中它是第二十一章。关于这个人和他的零的规则，见婆罗摩笈多一文。

同一章还依次介绍了篇幅较短的手册及其作者：巴拉巴德拉（Balabhadra）、维贾亚南丁、纳加布尔的瓦特什瓦拉（Vateshvara）、克什米尔的乌特帕拉（Utpala）、曼朱拉（Manjula），以及阿耶波多的《十偈集》（Dashagitika）和《阿耶波多百八偈》（Aryashtashata），他把后两者当作两部不同的著作。据韦尔东和矢野道雄记录，平格里（Pingree）的《梵文精确科学普查》（Census of the Exact Sciences in Sanskrit）里，没有瓦特什瓦拉的《卡拉那萨拉》（Karanasara）的条目，也没有洛卡南达（Lokananda）或巴提拉（Bhattila）所著书的任何信息，而这几部都是比鲁尼提到过的。

球形的大地，用印度人自己的话来论证

第二十六章汇集了印度天文学家关于世界形状的论述。书中引用普利萨的话说，如果地球不是圆的，各地的纬度以及冬夏昼长的差别就不可能存在。比鲁尼报告说，阿耶波多、普利萨、极裕（Vasishtha）和拉塔都认为，亚马科蒂（Yamakoti）正午时，罗姆（Rum）是午夜，楞伽（Lanka）是黎明，而按萨乌的译文，这“如果世界不是圆的，就不可能”。婆罗摩笈多的论证依据是，同一颗星在不同地点从相对的两个地平线上升起，伐罗诃密希罗则认为，凡是感官所能感知的一切，都证明大地是球形。

这一章的结尾，比鲁尼评论说，这些看法是托勒密《至大论》第一章所阐述的天文学基本要素，只是没有以同样的科学形式推演出来。

地球在转吗？他抄录了什么

在同一章的末尾，比鲁尼谈到地球是否运动。书中引用婆罗摩笈多的话，介绍了阿耶波多追随者持有的一种看法，即地球转动而诸天静止，也介绍了针对这种看法提出的反对意见，即石头和树木会掉下去。对于说地球作每日运动的人，伐罗诃密希罗的回答是照婆罗摩笈多的引述给出的：一只鸟从巢中向西飞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本站的阿耶波多的自转地球一文讲述了这场争论中印度一方的论点。

他自己的评论很谨慎。他写道，地球转动并不削弱天文学的价值，因为所有天文现象按这种理论解释和按另一种理论解释同样成立，但别的理由使它不可能。照他的说法，这个问题最难解决，他还说自己为此写过一本书，叫《天文学之钥》。萨乌补充说，这一段有些地方可能含混，也许是译者的缘故。

十八个数位名称，以及他称赞的数字符号

在第十六章，比鲁尼记录说，他曾向说多种语言的人打听数位的名称，发现没有哪个民族的数名超过一千，阿拉伯人也一样。他写道，印度教徒借助语法学家，为从一直到巴拉尔达（parardha）的十八个数位命名。他的列表里，拉克（lakh）是第六位，科蒂（koti），即千万，是第八位。他指出，有些印度教徒再加上第十九位布里（bhuri），也有人到科蒂就停下。他还引用了库苏马普拉的阿耶波多的一套名称。

谈到数字符号本身，他写道，按萨乌的译法，“我们使用的”数字来源于印度符号中最精美的字形。麦克图特给出了同一句话的另一种英译，即从印度最好、最规整的数字中选取而成。他补充说，字形各地不同，就像字母一样，克什米尔人用一些在他看来像图画或汉字的符号给书页编号。麦克图特报告说，史家把印度数字追溯到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婆罗米数字，而比鲁尼所见的天城体字形，是从约公元七世纪起的笈多字形发展而来的。这些数字背后的位值制，见关于零的一文。

他欣赏什么，指摘什么

印度人的工作在他看来好的地方，他就直说。萨乌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圣浴处的水池修建者技艺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见到这些水池的穆斯林都感到惊奇，无法形容，更不用说建造出同样的东西。

对分歧，他同样直言不讳。萨乌列出了他的几项不满：婆罗摩笈多对阿耶波多不公正又粗鲁；伐罗诃密希罗的某些句子在他听来像是疯子的呓语，尽管背后也许藏着某种深奥的含义；他对印度人热衷炼金术和诗体作者的冗长都没有耐心。萨乌补充说，凡是他批评印度的某种习俗，通常会转而比较阿拉伯的同类习俗。萨乌的序言统计比鲁尼关于印度的著作约有二十部，而麦克图特统计为二十七部，所以总数取决于计入哪些。

史家为何至今仍读它

1888年，萨乌认为比鲁尼对纪年和天文学的叙述比此前任何记述都更完整、更准确，并认为比鲁尼去世后这一领域再没有更具原创性的工作。那是萨乌的判断。韦尔东和矢野道雄2020年撰文，则把重点放在更具体的一点上：这部书对特定印度典籍和作者的证言。肯尼迪还提供了一个细节：他说《历表之额》沿用的是中世纪印度天文学常见的方法，但采用的参数与现存的任何梵文文献都不吻合。

他的卒年没有定论。萨乌和麦克图特给出的是1048年，而肯尼迪和博斯沃思（Bosworth）把它放在1050年以后，因为他的最后一本书说自己已年过八十。萨乌的《印度志》阿拉伯文本1887年出版，英译本1888年出版，1910年有新版，海得拉巴1958年又出版了修订的阿拉伯文本。韦尔东和矢野道雄2020年的第十四章译本以海得拉巴本为底本，并借助平格里的普查在若干地方订正了萨乌的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