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24日，十三名最高法院法官以7比6裁定：议会可以修正印度宪法的任何部分，但不能修正它的基本结构

1973年4月24日，印度最高法院十三名法官，即该院有史以来最大的合议庭，以七票对六票裁定，议会可以修正宪法的任何部分，但不得毁坏它的基本结构。该案是凯沙瓦南达·巴拉蒂诉喀拉拉邦案（Kesavananda Bharati v State of Kerala）。它起初是喀拉拉一座寺院的住持就一部土地法提出的请愿，此后通过的每一项宪法修正案，都可以拿它来检验。

“基本结构”这个词没有出现在第368条中，也就是允许议会修宪的那一条。法官们是从“修正”这个词本身、序言和这份文件的设计中找到这一限制的。他们对理由意见不一，这种分歧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这一裁决的解读。

一座寺院、一部土地法和三项修正案

请愿人是凯沙瓦南达·巴拉蒂·斯里帕达加尔瓦鲁（Kesavananda Bharati Sripadagalvaru），喀拉拉卡萨拉格德埃达尼尔寺院（Edaneer Mutt）的住持（mutt是印度教寺院）。据《律师与法官》（Bar and Bench），他于2020年9月6日在那里去世。1970年3月21日，他依第32条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诉状，这一条是请求法院执行基本权利的权利，安贝德卡尔曾对制宪议会称之为宪法的心脏。他援引第25、26、14、19(1)(f)和31条（宗教、宗教机构的管理、平等和财产），请求法院宣布经1969年修正的《1963年喀拉拉邦土地改革法》无效。法院于1970年3月25日发出通知（rule nisi，即要求说明理由的命令）。

喀拉拉这部法律的背后，是一场更大的争议。基本权利是宪法第三部分中的保障，第13条第(2)款说，国家不得制定剥夺或削减这些权利的法律。在戈拉克·纳特案（Golak Nath，1967年2月27日）中，由十一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以六比五裁定，议会不能用第368条取消这些权利。法院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补充说，更早的案件，桑卡里·普拉萨德案（Sankari Prasad，1951年）和萨詹·辛格案（Sajjan Singh，1965年），曾作出相反的裁决。

议会以修正案作答。第24修正案于1971年11月5日获总统同意，插入一款，说第13条不适用于依第368条所作的修正。第25修正案日期为1972年4月20日，把财产征收条款中的“补偿”改为“数额”，禁止法院质疑该数额是否充足，并增加了第31C条。该条保护旨在落实第39条(b)项和(c)项原则的法律，使之不受依第14、19和31条提出的挑战，这两项原则涉及社区的物质资源如何拥有和分享，以及财富如何集中。第29修正案于1972年6月9日生效，把喀拉拉的两部土地法放入第九附表，这是一份受第31B条保护、免受基本权利挑战的法律清单。

请愿人把三项修正案都加进了他的案子，法院于1972年8月10日准许。阿萨姆国家法律大学和司法学院2024年出版的纪念文集记载，政府还曾以修正案回应银行国有化案和王公年俸案的裁决。王公年俸是对前土邦统治者许诺的付款，这一安排与萨达尔·帕特尔对土邦所做的工作相关。

十三名法官，十一份意见

合议庭由首席大法官S. M. 西克里和法官J. M. 谢拉特、K. S. 赫格德、A. N. 格罗弗、A. N. 雷、P. 贾甘莫汉·雷迪、D. G. 帕莱卡尔、H. R. 卡纳、K. K. 马修、M. H. 贝格、S. N. 德维迪、A. K. 穆克吉和Y. V. 钱德拉丘德组成。贝格法官写道，十三人的合议庭比该院此前审理案件的任何合议庭都大。钱德拉丘德法官写道：“最大的合议庭坐得最久。”

辩论于1972年10月31日开始。庭审通常被说成68天，据说在1973年3月23日结束，这一统计由资深律师阿尔温德·达塔尔（Arvind Datar）2013年在《印度教徒报》上给出，并被LiveLaw重复。法官们自己的统计则不同。赫格德和穆克吉两位法官写的是“超过65个工作日”，雷迪法官写的是66天，贝格法官写的是辩论持续了近五个月。南尼·帕尔基瓦拉（Nani Palkhivala）为请愿人领衔辩护，H. M. 西尔瓦伊（H. M. Seervai）和总检察长在整份判决中都作为另一方的辩护人出现。钱德拉丘德记录说，合议庭看过71个国家宪法中的修宪条款。律师们还宣读了制宪议会辩论中的发言，不过钱德拉丘德写道，这类辩论不能作为解释宪法条款的辅助材料采纳。

据法利·纳里曼（Fali Nariman）的自传，如NLU文集所引，合议庭于1973年4月24日，即首席大法官西克里退休的前一天，宣布了十一份意见。谢拉特和格罗弗联名撰写，赫格德和穆克吉也是。法院自己的页面把多数列为西克里、谢拉特、格罗弗、赫格德、穆克吉、雷迪和卡纳，把反对者列为雷、帕莱卡尔、马修、贝格、德维迪和钱德拉丘德。法院所载意见的PDF有502页。

合议庭没有裁决寺院的土地案。其命令把案件发回一个常规的宪法合议庭，“依法处理”。它解决的是权力问题，解决的结果如下。戈拉克·纳特案被推翻。第24修正案有效，第29修正案也有效。第31C条的前半部分成立，后半部分，即法院不得追问一部法律是否真正服务于所述政策的规定，被推翻。

这一学说说了什么

首席大法官西克里的结论说，“修正”一词不允许议会废止或取消基本权利，也不允许“彻底改变宪法的根本特征，从而毁掉它的同一性”。在同一段里他写道：“在这些限度之内，议会可以修正每一条。”他列出了他认为是基本的特征：宪法的至上地位、共和与民主的政体、宪法的世俗性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权，以及联邦性质。他说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之上。

其他法官列出的清单不同。谢拉特和格罗弗增加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以及指导原则的福利国家使命，并写道这些要素“无法一一列举，只能举例说明”。卡纳法官的一票使多数得以成立，他把限制建立在这个词的含义之上。他写道，修正就是改变现有的宪法，所以修正案不能用另一部宪法取而代之。他举例说明了第368条做不到的事：把民主政府变成独裁或世袭君主制，废除人民院和联邦院，或终结国家的世俗性质。他写道，第368条不能被理解为体现了“宪法的死亡愿望”。他还认为财产权不属于基本结构。

六名反对者持相反的看法。雷法官的结论是，修正没有隐含的或固有的限制，这项权力是“宽泛而无限的”，不过他也记录了总检察长和西尔瓦伊的论点，即修正不能意味着全面废除宪法。帕莱卡尔法官同样没有找到隐含的限制，并认为第24、25和29修正案有效。

一页纸的摘要，以及围绕它的争论

十一份意见宣读之后，首席大法官西克里宣读了一张题为“这些诉状中多数的意见”的纸，并传下去请大家签名。NLU文集复印了其中的六项主张。第二项说，第368条“不允许议会改变宪法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这些词取自卡纳的结论。九名法官签了字。雷、马修、贝格和德维迪没有签。

那张纸的地位有争议。NLU文集引用H. M. 西尔瓦伊的看法：九名法官签署的摘要没有法律效力，不是依第141条宣示的法律。文集补充说，西尔瓦伊后来在紧急状态之后接受了基本结构的限制。南尼·帕尔基瓦拉写道，卡纳与另外十二名法官都不同意，而是采取了两派之间的中间立场，这成了国家的法律。同一文集的作者认为，七名多数法官中有六名是以不同于卡纳的推理得出各自的限制的，所以那张纸并未陈述一个单一的判决理由（ratio，即一项裁决所依据的法律原则）。不过后来的合议庭仍把这一学说当作有约束力的。

第一次检验：1975年和被解散的复核

1975年6月12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宣布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当选无效。第39修正案随后插入第329A条，把关于总理和议长当选的争议，从法院转到议会将设立的一个机构。1975年11月7日，五人合议庭判决了英迪拉·尼赫鲁·甘地诉拉杰·纳拉因案（Indira Nehru Gandhi v Raj Narain），推翻了第329A条第(4)款。据米纳瓦磨坊案的判决，卡纳和马修认为，自由公正的选举作为民主的一部分，属于基本结构。钱德拉丘德列出了他视为不可修正的四项特征：主权的民主共和国、地位和机会的平等、一个自身没有宗教的国家，以及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马修不同意他把第14条列为基本特征。

NLU文集指出，该裁决是一致的，而五名法官中有四人在1973年曾持异议。然而法院仍维持了总理的当选。首席大法官雷于1975年10月20日下令，由十三人组成的合议庭从11月10日起听取辩论，审议基本结构学说是否限制议会。NLU文集转述T. R. 安迪亚鲁金纳（T. R. Andhyarujina）的叙述，称当时并没有提出过复核申请。帕尔基瓦拉在11月10日和11日反对复核，11月12日雷解散了合议庭。卡纳法官在回忆录中写道，法官们同意这一做法。

第二次检验：1980年的米纳瓦磨坊案

1976年的第42修正案是直接的回应。其第55条在第368条中加入条款，称任何修正案都不得在任何法院以任何理由受到质疑，议会的修正权完全没有限制。第4条把第31C条扩大到服务于任何指导原则的法律。1980年5月9日，法院下令宣布这两条无效，7月31日在米纳瓦磨坊诉印度联邦案（Minerva Mills v Union of India）中给出理由。以首席大法官钱德拉丘德（1973年曾持异议）为首的四人多数写道：“毁灭的权力不是修正的权力。”巴格瓦蒂法官在第55条上表示同意，但本会维持第4条。

一个相关的裁决，瓦曼·拉奥案（Waman Rao），在1973年4月24日划了一条线。此前列入第九附表的法律保留其保护。此后列入的法律，可以依基本结构检验。在I. R. 科埃略案（I. R. Coelho，2007年）中，九名法官的合议庭确认，后来列入的法律也可受审查。

第三次检验：法官选法官，2015年

第99修正案和《2014年全国司法任命委员会法》是一致通过的，修正案议案于2014年8月13日在人民院通过，委员会议案次日在联邦院通过。它们于2015年4月13日生效，以一个六人委员会取代了法官团（collegium，即由资深法官推荐司法任命的制度）。该委员会应包括首席大法官、另外两名资深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法律部长，以及由总理、首席大法官和反对党领袖组成的委员会选出的两名杰出人士。

2015年10月16日，一个由J. S. 凯哈尔法官领衔的五人合议庭以四比一推翻了该修正案和该法，并恢复了法官团制度。多数意见认为，第124A条第(1)款(a)项和(b)项没有确保司法在任命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损害了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属于基本结构。凯哈尔写道，司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只有让它保持“绝对隔绝并独立于其他治理机关”才能确保。

J. 切拉梅斯瓦尔（J. Chelameswar）法官持异议。他认为，该修正案没有废止基本结构，法律部长在场并不损害独立，而三个分支中任何一个的绝对独立都与民主价值不一致。NLU文集引述加入多数的库里安·约瑟夫（Kurian Joseph）法官后来所说的话，称他后悔这一决定，因为法官团的运作让他失望，同时他仍相信在法官团制度下司法独立受到更好的保护（LiveLaw于2023年6月3日报道了这些话）。合议庭本身留下了改进法官团运作的措施的余地。

2023年4月24日，即该判决五十周年之际，最高法院推出了一个网页，载有全部十三名法官的意见、书面陈词和诉讼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