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克的潘达夫莱尼石窟里，既有乌沙瓦达塔记录六条河上免费渡船的铭文，也有王太后戈塔弥·巴拉西里记录儿子乔达弥子萨塔卡尔尼铲除克沙哈拉塔人的铭文

距纳西克约五英里的一座山丘上，有两篇俗语长铭，从相反的两方记录同一次权力更替。第10窟里，乌沙瓦达塔（Ushavadata）是总督（Kshatrapa，地方统治者）那哈帕那（Nahapana）的女婿，他列出自己出资建造的东西：四座城镇的客舍，水井、水池和园林，以及六条河上的免费渡船。第3窟里，百乘王朝的王太后戈塔弥·巴拉西里（Gotami Balasiri）让人赞颂她的儿子乔达弥子萨塔卡尔尼（Gautamiputra Satakarni）王摧毁了克沙哈拉塔（Kshaharata）家族，那哈帕那正属于这一系。

俗语（Prakrit）是那个时代的日常语言，两篇铭文都用婆罗米文（Brahmi）刻成。巴黎的E. 塞纳尔（E. Senart）1905至1906年在《印度铭文集》（Epigraphia Indica）第8卷里校订了它们。当地把这些石窟叫作潘杜莱纳（Pandu Lena），即潘达夫莱尼（Pandavleni）。铭文里这座山叫蒂兰胡（Tiranhu），塞纳尔认为它是梵文的特里拉什米（Trirasmi）。

铭文里叫蒂兰胡的山

1883年的《孟买管区地名志》（Bombay Gazetteer）描述，纳西克以南约五英里处有三座光秃陡峭的山。最高、最靠东的一座高出纳西克1061英尺（约320米），海拔3004英尺，石窟凿在北面山腰一道低矮的陡坡上，大约在半山处。它给这组石窟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00年，并从西向东给洞窟编号，最多到第24号。弗格森和伯吉斯（Fergusson and Burgess）1880年数出17个，高出平原约300英尺，沿着四分之一英里长的岩壁排开。

各书的编号不一样。本文里的两个洞窟用的是塞纳尔和《地名志》的编号，即3和10，弗格森和伯吉斯称它们为第三窟和第八窟。《地名志》描述，第10窟是一座有十六间小室和一道门廊的大厅。第3窟的门廊有六根八角形柱子，柱头是成对的动物，其中有象和公牛。

特里拉什米，意为“三重光束”，这个名字《地名志》觉得难以解释。它认为来源可能是那三座山，或者石窟所在山丘的金字塔形状。

乌沙瓦达塔出资建了什么

第10窟门廊墙上的长铭，写明施主是乌沙瓦达塔，迪尼卡（Dinika）之子，克沙哈拉塔总督那哈帕那王的女婿。塞纳尔的译文里，他布施了30万头牛，把十六个村庄布施给神明和婆罗门，每年让10万婆罗门得到饮食。他施舍黄金，并在巴尔纳萨河（Barnasa）上建了一个提尔塔（tirtha，有台阶通到水边的沐浴处），《地名志》认为这条河就是古吉拉特北部的巴纳斯河（Banas）。巴鲁卡奇哈（Bharukachha，布罗奇）、达萨普拉（Dasapura）、戈瓦尔丹纳（Govardhana）和索帕拉加（Sorparaga，索帕拉）建起了四方形客舍，他还挖了水井和水池，修了园林。塞纳尔无法确认达萨普拉。《地名志》说，戈瓦尔丹纳在戈达瓦里河上游，距纳西克约六英里。

然后是渡船。塞纳尔的译文说，他在伊巴河（Iba）、帕拉达河（Parada）、达马纳河（Damana）、塔皮河（Tapi）、卡拉贝纳河（Karabena）和达哈努卡河（Dahanuka）上设立了“船渡免费”，并在每条河的两岸盖了棚屋。塞纳尔把它们读作聚会处和分发饮水的棚子。比勒和巴格万拉尔（Bühler and Bhagwanlal）在《地名志》采用的版本里，说他使这六条河可以免费乘船渡过，并把第二类棚屋读作通向水边的斜坡。

《地名志》把这六个名字对应到南古吉拉特和北康坎海岸的河流：安比卡河（Ambika，可能）、帕尔河（Par）、达曼根加河（Damanganga）、塔普蒂河（Tapti）、卡韦里河（Kaveri，大概）以及达哈努的海汊。它指出，每一条都在达哈努与苏拉特之间，除了帕尔河，其余至少在雨季都需要渡船。这段海岸正好处在布罗奇和索帕拉之间，那是他建客舍的两座城镇。这两处都作为港口出现在那本希腊航海指南里，见我们关于《周航记》的文章。

一段第一人称的附言又加上一次出征。“主人”（《地名志》认为指那哈帕那）下令，乌沙瓦达塔前去解救被围困了整个雨季的乌塔马巴德拉人（Uttamabhadra）首领，围攻者在他逼近时逃走了。塞纳尔把围攻者读作马拉亚人（Malaya），《地名志》倾向马拉瓦人（Malava）。铭文接着写他去了普什卡拉水池（Pushkara），《地名志》把它定在拉贾斯坦，他在那里沐浴，布施牛和一座村庄。塞纳尔的译文给出的是3000头牛，《地名志》是30万头。

铭文以石窟本身收尾，它凿在特里拉什米山上，带有蓄水池。同一道门廊里的一间小室是达克沙米特拉（Dakshamitra）所施，她是那哈帕那的女儿、乌沙瓦达塔的妻子。《地名志》指出，他给婆罗门的和给佛教徒的一样多，卡尔拉的僧人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一座村庄。伯吉斯和巴格万拉尔1881年翻译了那篇卡尔拉铭文，我们关于卡尔拉石窟的文章写的就是那处遗址。

存放在织工行会的三千卡尔沙帕纳

第二篇铭文刻在正下方，日期是第42年，吠舍佉月。乌沙瓦达塔把石窟施给整个僧伽（Sangha，来自四方的僧人团体），并附上一笔3000卡尔沙帕纳（karshapana）的永久基金，西尔卡尔（Sircar）认为这是那哈帕那的银币。这笔钱交给戈瓦尔丹纳的两个织工行会：2000按每月每百个一普拉蒂卡（pratika，即一卡尔沙帕纳）的利息，1000按这个利率的四分之三。本金永不偿还，只花利息。

塞纳尔把第一个利率算作年息12%。按这个数字，2000每年得240卡尔沙帕纳，恰好够给文中点名的二十位常住僧人每人12卡尔沙帕纳置办衣物。据文中所说，这笔捐赠在市政厅宣布，并登记在档案室。1965年重新校订原文的西尔卡尔，把织工行会描述为显然类似现代的银行和商业公司。

王太后的征服清单

戈塔弥·巴拉西里的铭文刻在第3窟门廊后墙上，入口上方，年代为她的孙子普卢马伊（Pulumayi）王，即瓦西什蒂（Vasishthi）之子，在位第19年。她被称为大王后，也是王中之王乔达弥子萨塔卡尔尼的母亲。铭文大部分在赞美她的儿子。

塞纳尔的译文称他是阿西卡（Asika）、阿萨卡（Asaka）、穆拉卡（Mulaka）、苏拉塔（Suratha）、库库拉（Kukura）、阿帕兰塔（Aparanta）、阿努帕（Anupa）、维达巴（Vidabha）和阿卡拉-阿凡提（Akara-Avanti）之王，并是文迪亚（Vindhya）、萨希亚（Sahya）、马拉亚（Malaya）和摩亨德拉（Mahendra）等山脉之主。赞语包括“他的战马饮过三大洋的水”。他压下了刹帝利的傲气，摧毁了塞种（Saka）、耶婆那（Yavana）和帕拉瓦（Pahlava），铲除了卡卡拉塔（Khakharata）种族，恢复了百乘家族的荣耀。拉普森（Rapson）把卡卡拉塔读作克沙哈拉塔的方言形式，那是布马卡（Bhumaka）和那哈帕那家族的名字，并把恢复百乘荣耀理解为收复克沙哈拉塔人夺去的西部领土。他把这份地名清单与乌沙瓦达塔的布施放在一起对照，来判断有多少土地易手。

这篇文字是颂诗，还把他的勇武比作罗摩、克沙瓦、阿周那和毗摩犀那（Bhimasena）。让读者能核实克沙哈拉塔一说的，是别的证据。拉普森找不到理由怀疑这句夸耀字面上是真的。

巴拉西里在蒂兰胡山顶开凿了这座石窟，文中把山顶比作凯拉萨（Kailasa）山顶，并把它施给巴达亚尼耶（Bhadayaniya）僧人，据塞纳尔所说，他们是上座部（Sthavira）的一支。她的孙子把皮萨吉帕达卡（Pisajipadaka）村赐为石窟的维持费用。

乔达弥子自己第18年的敕令

乔达弥子在同一个石窟里留下了一份记录，是从韦贾扬蒂（Vejayanti，拉普森认定为巴纳瓦西）的胜利营地发给戈瓦尔丹纳官员的敕令，日期是他在位第18年。西卡卡迪（Western Kakhadi）村里一块200尼瓦尔塔纳（nivartana，土地计量单位）的田地，要交给蒂兰胡的苦行者。塞纳尔的译文说，乌沙瓦达塔先前享有过它。这块田地免于王家官员进入、免于挖盐、免于地区警察的干扰。

学者对这道敕令有三种读法。布勒和巴格万拉尔把ajakalakiya一词理解为“直到今天”，这样敕令就标定了征服的时间，并意味着乌沙瓦达塔已被取代。塞纳尔判断它是地名，对那种读法有疑问，而拉普森把意思理解为“直到目前”，却断定这道敕令大概是在新王朝之下确认乌沙瓦达塔已经作出的一次布施。在他看来，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卡尔拉的一道敕令里，其日期部分缺失，它确认僧人对乌沙瓦达塔所施村庄的拥有。

乔达弥子在纳西克最后一道有日期的敕令是第24年的，与王太后一同颁发。国王先前赐予的一块田地一直荒着，它的村庄也空了，所以他换成城镇边缘的100尼瓦尔塔纳王家土地。

确定先后的钱币

1906年，纳西克县的乔加尔泰姆比（Jogalthembi）村附近发现了一批约13250枚银币。拉普森为大英博物馆编目了其中一部分，发现里面只有那哈帕那的钱币，以及被乔达弥子重新打压的那哈帕那钱币，后一种占三分之二以上。岛田（Shimada）引用H. R. 斯科特（H. R. Scott）1908年的研究，给出13270枚中有9270枚被重打。

新的印记是百乘的图案，一面是带铭文的支提（caitya，供奉舍利的神殿），另一面是乌贾因（Ujjain）符号。拉普森说，这些图案只用来重新发行现有的货币。他判断，重打理应紧随那哈帕那战败之后，这些钱币流通于纳西克地区，那是乔达弥子赢得的，或者用拉普森的话说，收复的。

在这批钱币出土之前，弗格森和伯吉斯曾从建筑判断，两位国王之间可能相隔一个世纪，把间隔留给后来的研究。乔达弥子重打那哈帕那的银币，使他们成了同一代人。

山上的其他施主

蒂兰胡山上的施主并不都是王室。第17窟有因德拉格尼达塔（Indragnidatta）的布施，他是达马德瓦（Dhammadeva）之子，一位耶婆那人，来自北方的达塔米特里（Dattamitri），他为父母积功德，开凿了一座石窟、一座支提（chaitya，带有佛塔的神殿）和几个蓄水池，并与儿子达马拉基塔（Dhammarakhita）一起把它们施给僧伽。塞纳尔说，布勒和班达卡尔（Bhandarkar）推测达塔米特里就是阿拉科西亚（Arachosia）的德米特里亚斯（Demetrias），那是哈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提到的一座城镇。《地名志》把这座城镇定在信德附近。

两种年代学

这些记录给出的是在位年份，而不是公元纪年，所以每一个日历日期都靠一连串论证支撑。先后顺序是稳固的，数字则不是。

那哈帕那有日期的铭文从第41年到第46年。弗格森和伯吉斯把它们读作塞种纪元的年份，从公元78年算起，得出约公元118至120年。1908年拉普森也这样做，把那哈帕那已知的最后日期，第46年，定在公元124年。他把乔达弥子的第18年定在同一年，这使乔达弥子即位约在公元106年，他在位第24年，即最后有记录的一年，是公元130年。西尔卡尔的校订本给那哈帕那的年代是约公元119至124年。西尔卡尔指出，有些学者按维克拉姆纪元读这些年份，把那哈帕那定得早得多，他依据字形以及乔达弥子的铭文和钱币的证据否定了这一点。1883年的《地名志》曾列出对乔达弥子击败那哈帕那的各种估计，从约公元100年（奥尔登贝格 Oldenberg）到公元319年（班达卡尔）。

新的研究把两位国王都提前了。岛田在2013年的书里概述了这一论证。《周航记》由一处提到纳巴泰国王马尔库斯（Malchus）而可靠地定在约公元40至70年，它点名了巴里加扎（Barygaza）海岸的一位统治者，肖夫（Schoff）的拼法是南巴努斯（Nambanus），岛田的拼法是曼巴诺斯（Mambanos），多数学者把他认定为那哈帕那。如果这没错，他的统治在公元78年之前就开始了，他的年份就不可能是塞种纪元的年份。西利和特纳（Seeley and Turner）的金属检测发现，那哈帕那的银币含银98.16%，接近尼禄在公元63年使币制贬值之前铸造的罗马第纳里。

乔·克里布（Joe Cribb）依据印度-帕提亚国王萨桑（Sasan）重打的那哈帕那钱币提出，那哈帕那统治于公元1世纪中叶，萨桑的统治被定在约公元20至45年。沙伦德拉·班达尔（Shailendra Bhandare）把那哈帕那定在约公元32至78年，乔达弥子定在约公元60至85年。岛田写道，这些研究并没有准确确定年代，他自己的书以约公元50至60年作为后期百乘王朝的开端，而拉普森把乔达弥子即位定在公元1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