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坎宁安1873年11月发现的巴尔胡特佛塔石栏，刻有婆罗米文题记，标出了本生故事的名称、塔门的建造者和数十位施主

1873年11月下旬，印度考古调查局总监亚历山大·坎宁安站在巴尔胡特一处平顶土丘上，看见一道佛教石栏的三根雕花立柱从地里露出来，旁边还有一根横栏、一块压顶石和一根塔门立柱。可见的题记有三处，分别在塔门立柱、栏柱和压顶石上，全部用婆罗米文刻成，也就是阿育王诏书所用的文字。随后的发掘挖出了佛陀前世的场景、守卫各道门的神灵的名字，以及出资立柱的人的名字，几乎全都用同一种文字加了题注。

坎宁安在1879年以《巴尔胡特佛塔》为题发表了这一发现。据博物馆自己的记录，石栏和仅存的一座塔门自1875年起一直收藏在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

那戈德邦的一座土丘

坎宁安把巴尔胡特定位在那戈德这个小邦，在贾巴尔普尔铁路线上一个车站正南约九英里，阿拉哈巴德西南120英里。据普拉桑纳·达什说，如今它是中央邦萨特纳县的一个村子，距萨特纳镇约20公里。坎宁安的记述中，它位于从乌贾因和维迪沙通往华氏城的古道上，在那里道路转向北，通往考桑比和舍卫城。村民长期以来一直拿这座佛塔当建材。他在周围好几个村子的房屋和庙宇里都找到了出自这道石栏的雕花石块，并说现在这个约有200户人家的村子完全是用它的砖建成的。

1873年他的这次到访很短，因为营地已经在去那格浦尔的路上。他在1874年2月回来，花了十天清理出埋在地下的石栏圆圈的四分之一，3月把工作交给助手约瑟夫·贝格拉尔，贝格拉尔在季节于4月初结束之前找到了波斯匿王立柱、祇园场景和许多压顶石。第二个发掘季从1874年11月持续到12月底，坎宁安与贝格拉尔一起搜遍了十英里以内的每个村子，寻找遗失的构件。贝格拉尔在雕刻品出土时就加以拍摄，第二个季节又为书中的插图系统地重拍了一遍，浅浮雕按实际尺寸的六分之一拍摄。

坎宁安记录说，前来围观的人群对文字比对雕刻更感兴趣。他们一听说他能读懂题记，就问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只好告诉他们，那是布施记录和守护药叉、天神和那伽（佛教传统中的自然神灵和蛇王）的名字，不是指向地下宝藏的路线。他怀疑信的人并不多。

石栏原来的样子

据坎宁安的测量，石栏围出的圆圈内径88英尺4.5英寸，被它围住的砖塔底部宽约67英尺8.5英寸。每根立柱高7英尺1英寸。石栏按罗盘方位开有四个入口，沿顶部连续铺设的压顶长约330英尺。

他清点了留存下来的部分。原有80根立柱，现场有35根，巴坦马拉村又找到六根，帕索拉村找到八根，共49根。他找到的40块压顶石中有15块。根据东门的残件，他画出了复原图，调查局把它作为图版出版。几处不同的题记各自提到一座torana，也就是这类建筑带雕刻的塔门，所以坎宁安数出三座塔门，并推断第四个入口处原来必定也有一座。

印度博物馆对这批构件的说明说，塔门立柱的柱头是钟形莲花，顶上坐着四只动物，两头狮子和两头长着人脸的公牛，背靠背而坐。说明还补充道，整个构思强烈暗示它仿照的是木结构原型。该馆在谷歌艺术与文化上的条目给出的石栏高度为274厘米，塔门为685厘米。

自带题注的图画

坎宁安在他找回的压顶石内侧发现了九则本生，也就是佛陀前世的故事，每则上方都刻着标题。加上立柱和横栏，他列出19个本生主题，其中18个在上方或下方刻有名称，另有三个讲得非常清楚，不用题记也能认出来。这份清单包括鹿本生、鹌鹑本生、鹅本生、紧那罗本生、仙鹿本生，以及六牙象Chhadanta的故事。

题记解决了学者本来要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枚立柱圆形浮雕表现一座寺院花园，围栏内有一棵芒果树和两座小建筑，一个人正把一车钱币倒在地上。巴鲁阿和辛哈的转写中，题记作Jetavana Anadhapediko deti kotisamthatena keta。伦敦的蔡尔德斯教授曾就这些题记与坎宁安通信，他把它译为：给孤独长者以铺满克罗尔（koti，一克罗尔为一千万）的代价买下祇园而献出。蔡尔德斯随后在觉音为本生注释所作的序言里找到了一模一样的措辞，其中的居士给孤独长者以铺成一层的十八克罗尔黄金买下了祇多太子的园林。印度博物馆网上对同一枚浮雕（登录号156Bh-Arch）的记录，说它表现的是购买祇园。

其他题记写出了历史场景里人物的名字。一块浮雕读作阿阇世王礼拜佛陀的足迹。另一块表现波斯匿王乘四马战车前往法轮的神龛。前代诸佛的菩提树都用佛的名号作题注，各道门的守护神像也带着自己的题记，药叉之王俱毗罗就在其中。

不是每块浮雕都保住了题记。十车王本生的场景因石头断裂而失去了标签。坎宁安根据人物认出了它：罗摩把自己的草鞋交给弟弟婆罗多。他指出，佛教对十车王故事的讲法发生在瓦拉纳西，在若干细节上与婆罗门教的版本不同，并把本生经文全文译出。

六牙象浮雕和洗衣人的木板

六牙象本生显示了这些雕刻散落得有多广。据坎宁安说，这块浮雕至少在他到访前150年就断成了两半，领地持有人（Jagirdar，当地的土地持有者）让人把下半块连同其他雕刻运到了帕索拉。上半块留在巴尔胡特。上半块出土十个月之后，巴布·贾姆纳·尚卡尔在七英里外的帕索拉找到了下半块，当时一个洗衣人正拿它捶打衣服。重新合在一起的浮雕表现一头长着六根象牙的象，坎宁安以此为证据，认为六牙形式的故事早在阿育王时代就已为人所知。

谁出的钱

题记大多是布施记录。danam（布施）一词反复出现，立柱称作thabho。施主包括普通的比丘、比丘尼和在家信众，许多人还写明了自己的家乡。坎宁安，以及后来的巴鲁阿和辛哈，读出了来自维迪萨（贝斯纳加尔，靠近比尔萨）、华氏城（巴特那）、考桑比、卡拉哈卡塔、普里卡和莫拉吉里等地的人的布施。其中一条记载了维迪萨的雷瓦蒂·米特拉之妻恰帕·德瓦所献的第一根立柱。另一条是考桑比的韦努瓦加马的一位比丘尼达磨·拉克希塔的布施。离开巴尔胡特后，坎宁安去了科萨姆，即古代的考桑比，并打听了那里名叫韦努瓦加马的村子。关于另一位来自维迪沙的施主的记录，可参看贝斯纳加尔的赫利奥多罗斯石柱。

最大的一笔布施是东门。据博物馆说，它的题记刻在左侧立柱上，写明一位名叫达纳布蒂的国王，是他让人连同石工一起造了这座塔门。

“Suganam raje”是什么意思

塔门题记以Suganam raje几个字开头。接着它写出达纳布蒂的名字，说他是阿伽罗阇之子、毗娑提婆之孙，并说他让人造了塔门，献上了石作。这几个字是断代争论的中心，学者有两种读法。

坎宁安沿用拉金德拉拉尔·米特拉的看法，把Sugana读作斯鲁格纳，即亚穆纳河上游的一个王国，并认为达纳布蒂是它的统治者。根据字形，他判断与阿育王的相同，再加上这个家族的世代，他把石栏和塔门定在公元前250年至200年之间。巴鲁阿和辛哈1926年版的记录显示，格奥尔格·比勒、欧根·许尔奇和海因里希·吕德斯则把这个短语理解为在巽伽诸王，即孔雀王朝之后的王朝，统治期间。巴鲁阿和辛哈自己的文本也采用这一译法：“在巽伽诸王的统治之下”。他们对字形的说明得出结论：巴尔胡特的文字体系“晚于阿育王，而确属孔雀与巽伽”。

坎宁安还发现，在塔门栏柱的底座上，而不是在石栏上，刻着西北地区佉卢文的字母，他称之为Arian。他以此为证据，认为国王为塔门派来了自己的工匠，而石栏由本地雕刻师完成。巴鲁阿和辛哈则说，塔门的题记是由母语文字为佉卢文而非婆罗米文的艺人刻的。

它有多古老

这些来源给出的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日期。印度博物馆把这批构件标为巽伽时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库鲁什·达拉尔为Live History India撰文，说佛塔的核心据信可追溯到阿育王时代，阿育王约在公元前269年至232年在位，并在公元前二世纪晚期得到扩建。坎宁安在1879年的序言中写道，他定的公元前250年至200年“没有被后来的任何发现动摇”。博物馆与巴鲁阿和辛哈都把这项工程定在阿育王之后的巽伽时期，所以分歧只在几代人之间，针对的是同一道石栏和同样的题记。

从村庄到加尔各答

坎宁安请求把这些雕刻赠送给政府，那戈德的王公同意了。它们被运往加尔各答，他算出路程为600英里。蔡尔德斯教授1874年11月28日在《学院》杂志上写道，搬走这些构件带有“一股破坏文物的气味”，并希望这些雕刻能送到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坎宁安在书中回答说，他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凡是留下来又搬得动的石头，后来都被村民拉走当了建材。他还补充说，大约十年前他在大英博物馆发现七件印度铭文无人问津地放着，而加尔各答与伦敦不同，有一座印度人自己的博物馆。

并非所有东西都去了加尔各答。普拉桑纳·达什2025年写道，巴尔胡特的构件也藏在阿拉哈巴德博物馆、萨特纳附近拉姆万的图尔西博物馆，以及萨特纳县的一些村子里。印度博物馆的网上目录给每件藏品都单独建了记录，从142Bh-Arch这样的栏柱，到雕有一头狮子、编号348Bh-Arch的压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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